​有一群人，在闹市之中寻得一方静土，保持本心，然后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地去做好一件事。 

　　本文要说的两个职业，一个替文物传讯，一个为逝者鸣冤，他们不被外物所扰，知道“一事而精，便已动人”的道理。他们像隐匿山林的绝世高手，虽一出山便可名动江湖，但仍求拂衣而去。真正厉害的人，都很简单。

　　一手专注挑经显纬 一手直抵宋元明清

　　我在杭州修文物

　　日前，中国丝绸博物馆（以下简称“国丝”）面向公众展出了16件来自清东陵的慈禧定东陵地宫和容妃园寝地宫出土的珍贵纺织品文物，包括袍服、夹衣、鞋帽、枕、褥、被以及荷包等品类。事实上，每一件我们看到的珍贵文物，背后都有修复师们付出的时间、精力和汗水。

　　一丝不苟 妙手补霓裳

　　“每一件都参与，每一针都用脑。”经过文物修复师楼淑琦的手，它们就呈现出了最好的状态。

　　楼淑琦的话不多，朴实沉稳、从容饱满，眉眼之间传递出的专注力，正是这份职业带给她的。从事修复工作20多年，经过她手的文物已经达到上百件。

　　“纺织品文物修复工作，光静心不行，还要体力。”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室里，楼淑琦戴着老花镜，弯着腰，拿着小磁块压在桌上的明代丝织品文物上，“整个修复过程，平整是最难的环节。”而这一环节，她已进行了很多天。

　　此次展出的文物中，有一件绿绉绸平金绣福字女夹衣，满眼的“福”字，用平金绣布满。但它被送来时，服装变形和纤维糟朽情况极为严重。“装饰带、花边很多都脱散了。”楼淑琦回忆道，尤其是夹衣的袖口，经线断了只有纬线，拿在手上，变成了一绺一绺，像玉米须一样凌乱。

　　怎么办呢？她想了个办法：修复时在文物下垫一块背衬，上面盖一块绉丝纱，“像汉堡一样”把文物夹在两者中间，再沿着文物破损边缘缝补，带“福”字的夹衣袖口，就是这么修复的。

　　楼淑琦是从丝织厂最基层开始工作，对纺织品如数家珍，因此也能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修复时技术上的难题。“修旧如旧”，是文物修复的一个重要原则。衣服分里外两层，修复师们需要将面料和衬里分别进行修复；糟朽严重，缝的时候力度不能太大；丝线凌乱，就一根一根理直；“福”字金线脱落严重，就按照原来的针线走向，细心缝补。

　　不仅是修物，也是修心

　　“对文物要有敬畏之心。文物修复，不仅是修物，也是修心。” 楼淑琦是整个团队里最资深的，带团队也是她的工作之一，“我特别喜欢看到整个团队劲儿往一处使，一起来解决一件事的样子。”

　　在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室一侧，从事了11年文物修复工作的戴华丽正在小心翼翼地穿针引线，十分娴熟地进行着修补一件明代的蟒袍。没有一样的丝线，她就找来一片红色的纱代替线。有时候一两个小时也只能修复几厘米。另一边，从业三年的周丽梅，正用钉针法修复宁夏出土的一件明代将军袍。常用的针法有十几种，每个修复师上岗以前都要熟练掌握。

　　在这批展出的丝织品文物当中，修复难度最高，同时具有极高科学价值的莫过于清东陵慈禧地宫出土的陀罗尼经被。经被长290厘米、宽275厘米。陀罗尼经被上有25000多字的经文，却是由一个1997年生的小姑娘叶晔一一还原的。

　　“宽、厚、专、精” 科研指导修复

　　事实上，作为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依托单位，中国丝绸博物馆承担了中国各博物馆大量纺织品文物修复工作。

　　文物到馆以后，记录工艺制作信息、判断病症，采用何种修复方案，都是“下针”以前要做的大量工作。“不能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轻易修复。”国丝馆技术部副主任王淑娟说，“文物复原的原则：首先是保持文物的原真性，也就是所谓的修旧如旧；其次是可再处理性；再者是最小干预。”

　　专业研究始终是博物馆的基础业务。如今，国丝馆已初步建立起以科学研究、修复保护、传统工艺三大步骤的纺织品文物保护研究体系。在保护、研究之外，国丝馆还坚持向大众传播其研究过程、复原织造的技术难点、复原工作背后的故事，使得文物故事更加完整丰富。

　　在修复室外墙上，印有四个大字“宽、厚、专、精”，王淑娟介绍说，“宽、厚”是指做人要宽厚，视野要宽阔；“专、精”则是指做学问要专业，造诣要精深，正如给予这些文物重生的科研人员和修复师们。

　　瑰宝千里迢迢找到与自己相知的修复师，是真正的幸运。正是这场奇遇，才注定了这些文物拥有生命。

　　品格不同，审美不同，心境不同，会有着完全不同的修复结果。而这些修复师们，是匠人，是传承，更是专注的精神。他们对于古物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修复，与手中的文物永远在进行着一次穿越时代的对话，这是一场奇幻的相遇，注定的相知。

　　今天，我们不讲案情，只谈人生

　　真相只有一个

　　法医学是什么？三澄美琴说，法医学是为了未来而存在的工作。

　　在杭州，也有一群为逝者传达声音、替亡魂说话的尸语者，他们用法医学手段发现真相，他们不是影视剧里某一个传奇风流的英雄人物，而是有血有肉、工作在常人视野之外、却又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一群真实的人。

　　女法医的日常：一手做解剖 一手做手工

　　气质酷帅、语速快、声音低，说话有条理，整天与尸体为伍，如神一样的存在。她是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主任法医师周莉红。

　　关于周莉红，她的光环实在太多了。第一女法医并不是自封， 1994年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至今，周莉红一直奔波于尸体勘验与损伤鉴定的法医工作第一线，曾获得杭州市优秀人民警察等一大堆荣誉。在中国法医学会，她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老法医”。

　　似乎她天生就是为法医这个职业而生的。作为女法医，周莉红似乎不需要克服心理障碍的过程，按照她自己的话说起来，就几具尸体的事情，还能怎样？

　　重调查、重证据，善分析、善思考。在周莉红办公室的书柜里，整整齐齐放着40多本工作笔记本。这些工作笔记记录着她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经历过的每一个案子，最忙的时候三四个月就会记完一本。随便抽出其中的一本，已经泛黄的纸页上画着各种现场图和现场勘验的细节。她每年要勘查百余起现场，审核鉴定文书1200余份，及时发现和纠正检验鉴定中的瑕疵和错误，确保检验鉴定的准确性。“法医的作用是看不见的，但如果弄错了，成本就很高了。”

　　至于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周莉红说，在她高考前夕，她身边一位亲人去世了，当时警方判断是自杀，而她却存下一个疑惑，这位亲人平时性格开朗，生前也没有什么异常，怎么就会自杀？所以在填报志愿时，就报了法医专业。

　　“如果不考法医，就去做设计了。”周莉红说。事实上，周莉红爱做手工，她那双拿解剖刀的手，做出的绒花、蝴蝶、金鱼、小猪佩奇都栩栩如生。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是为了让生者得到救赎，找到答案，放下愤怒和负罪感，带着逝者留下的爱与希望好好生活下去。“通俗一点地说，这是一份讲良心的工作。我们得用自己的专业技术给很多受害人的家属一个交代。”周莉红说。

　　案发现场的太阳晒出来的小麦色

　　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大多数职业的成长过程温和而漫长，而法医的成长往往在各种猝不及防的剧烈冲击下迅速完成。

　　柳峻，师从周莉红。从事法医行业13年，是个1983年生的帅小伙。据前辈们说，他的小麦肤色是被案发现场的太阳晒出来的，尤其是天热的时候，汗水就会积满了他的塑料手套。

　　他说他早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出现场的案子了，“我对案子的记忆只在当下，案情结束就自动覆盖。那些都是负面的记忆，我要好好生活。”

　　他常常带着他的勘查箱独自出现场，忙的时候曾5天时间跑完了一箱油。勘查箱有两种，一种叫活体检查箱，另一种叫现场、尸体勘查箱，前者是用来服务活人的，后者才是去检验尸体的。里面的东西大同小异：弯头剪刀、止血钳、镊子、眼科剪、音叉……大部分都是常用的医用器械。遇到特别恶劣的现场，还会带上防毒面具。在现场，他就操控着这些工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对于这个职业，家人的支持能给予最大的力量。生活中，柳峻不那么善于表达。亲戚朋友曾一度担心他娶不上媳妇。好在他不仅娶上了媳妇，还有个可爱的儿子。

　　当问起妻子对他的工作如何看时，他憨憨一笑，挠挠头说：“她虽然不懂，但很习惯啊。最多说一句，你洗干净再回来。”而儿子则很自豪，与他幼儿园的小朋友说：“我的爸爸是做研究的警察。”

　　一代又一代的法医 在寻求真相的路上从未缺席

　　与案发现场血腥、可怕又压抑的环境截然相反的是，他们都是一群乐观、向上、温暖而可爱的人。

　　“千万不要把小姑娘骗来当法医。”周莉红脱口而出。因为在案发现场，最困难的不是面对难以忍受的环境，而是长时间站立没有地方上厕所。新法医进现场，都会获得周莉红的忠告：手插好，在口袋里，什么都不要摸，就对了。最重要的是，少喝水。

　　即便这份工作如此辛苦，却仍然有许多小姑娘前赴后继来做法医。如今，科室里20多个法医，都怀有坚定的初心和情怀。有个90后实习生第一次出现场，手里抱着一本《法医病理学》，边勘察边翻书，认真劲儿也让老法医们欣慰。

　　与年轻法医聊案子时，周莉红会提起自己的老师王德明：“王老师很严厉，有一次我关门太轻了，王老师就‘教训’我说：这点力气，以后怎么抬尸体？工作以后我曾在山上、在马路上、在死者家里等各种地方现场尸检，就特别理解老师的各种严厉，我们职业道路上，最珍贵的就是有这么多好老师。”

　　他们如此特殊，专业赋予了他们职业的光辉；他们也很普通，周莉红爱做手工、柳峻很宠儿子……也许，他们也有恐惧、纠结和迷茫的过去，但是他们最终都战胜了自己；也许，就是看过了太多的生死之变,经历了无数惊心动魄的场面，这才练就了他们沉稳的性格、缜密的思维和乐观的精神。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的法医，在寻求真相的路上从未缺席。

　　记者手记

　　两个选题都是酝酿良久的，笔者采访时还带着一张八卦脸。因为他们太神秘了，所以更让人想靠近。

　　文物修复是一门手艺，场面有大有小，工具有繁有简，不过，最关键的还是手艺人的这一双手和这一个人。它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手工技艺，去恢复历史的遗存，再现艺术的创造。就像文物，它的珍贵，既是因为物质上的时间久远，更是由于负载的文化之延续和保存。所以，这些修复师，不仅融入着自己的情感，更渗透着自己的审美趣味、品格意志，用自己的修养与眼光去看待它们，用自己的全部理解点滴滋润着手中的文物，重新焕发着它们的光彩，也分明看到了不知不觉注入其中的自己的痕迹。

　　而常与死亡为伴的法医，总是有两把刀,一把用来剖析案情寻求真相,一把用来剖析这个世界。见过生活的最暗面，然后重新浮上水面继续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分外强大。他们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生命的脆弱，理解死者的痛苦，理解生命的意义。

　　然而他们其实并不会被绝望笼罩，它面向的是前方的光亮，是未来的方向，就像经常出现的那些阳光破云而出的镜头，带给我们的是温暖。

　　这二者，都是各自独立世界里的王。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也许这，才是让他们显得尤为神圣的原因。

　　（杭州日报记者 郑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