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乡村教师的心声。

升旗仪式。

教室里，章碧媛正在上课。现代化的教具和敞亮的教室，这所乡村小学在硬件上不比城区的学校差。图片来源：杭州日报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从《师说》对老师的定义出发，朱女士对表扬对象的描述似乎太朴实了。唯一令人好奇的是，杭州的“偏远地区”有多偏？

　　一条两车道的楼佳线，将我们引向了萧山区楼塔镇大同中心小学——这也是萧山最南端的乡村小学，距离镇中心还有约5公里。

　　5月7日上午8点20分，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同中心小学6个年级9个班的孩子列队站在4200平方米的操场上，齐刷刷地敬着少先队队礼。那一刻，操场显得格外空旷，空旷得让我们一眼看见了那位穿着藏青色连衣裙的长发女老师。

　　章碧媛，32岁，大同中心小学四（1）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我们要找的就是她。

　　有人在“逃离”，而她选择了“回家”

　　“我用手拨开草一看，原来青草下边藏着满满一层小花，白的、黄的、紫的；纯洁、娇小、鲜亮；这么多、这么密、这么辽阔……”

　　上午8点35分，四（1）班第一节课是语文课，也就是章碧媛的课。课堂上，孩子们齐声朗读了冯骥才的散文《花的勇气》。黑板上，章碧媛工整地写下“花躲草下”“冷风冷雨”“拔地而起”这3个关键词。“哪位同学知道冯骥才爷爷在维也纳经历了几次心情变化？”章碧媛话音刚落，一只只小手举得老高……

　　下课前10分钟，章碧媛检查了前一天布置的作业。班里有5个孩子没完成作业，有个男孩还潦草地签了个家长的名字。“这不是我们小时候都玩过的把戏吗……”说起这事，章碧媛好气又好笑。

　　这事不能全怪孩子顽皮。大同中心小学的孩子来自大同一村、二村、三村这3个行政村，以学校所在的大同二村为例，在籍人口有1900多人，而实际平时村里没有那么多人。以前，村里花边作坊兴旺，后来，数百家小作坊陆续关停，年轻劳力开始走出村子谋生，有条件的把孩子一起带走，条件不行的便把孩子留给老人照料。

　　“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章碧媛翻着家长微信群，略显无奈，“孩子父母忙着赚钱养家，家里的老人又不会用微信，家庭教育这块缺失了，老师也帮不上忙啊……”

　　作为楼塔镇本地人，章碧媛的娘家就在离学校4公里的管村。2011年结婚后，她住到了城厢街道的新家。每天清晨6点起床，开车1小时，跑38公里赶到学校，她坚持了7年。“已经习惯了。”她笑笑。

　　章碧媛习惯了，可学校生源却逐年减少。学校总务处主任陈圣说，2008年，章碧媛刚到校报到时，全校有约400名学生，而现在只有250名左右，“有能力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去城里，甚至直接在城里买房，那里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教书10年，还没有碰到过我同学的孩子。”章碧媛的语气有些尴尬，她明白，这意味着，在同龄人“逃离”乡村时，她或许成了少数的“逆行者”。

　　“逆行”，因为一群令她放不下的孩子

　　章碧媛不是没有“逃离”的机会。

　　2008年，即将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时，章碧媛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然而，做泥水工的父亲双手严重过敏，母亲又刚做了结肠癌手术，每年1万多元的学习生活费用对于章家人来说，太沉重了。最终，章碧媛放弃了深造，本科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

　　10年里，章碧媛的大学同学中，有人考上了公务员，当上了干部；有人进了有名的宁波镇海中学当老师；还有人自己创业，事业风生水起。“我可能是混得最普通的那个吧……”章碧媛说。

　　每次同学或朋友看到杭州城区学校的招聘信息，都会转发给章碧媛，建议她换个工作环境。“我的水平还不够啦。”她经常这样回复，并附上一个笑脸的表情——这个表情背后，是她不太好意思和别人提的“责任”。

　　章碧媛很理解农村孩子比较“野”，她也坚持认为，大部分孩子都是聪明活泼有活力的，限制他们发展的，是生活的现实。

　　女生缪梦的妈妈是残疾人，爸爸常年在外做油漆工，一年级开始，她就独自步行1公里到村口坐公交车上学。在章碧媛看来，缪梦性格开朗，有表现欲，可成绩只能算中等。

　　缪梦的家在大同一村某自然村的水库旁，房子是新造的。工作日白天，家中只有60多岁的外公缪健康在家。“我们条件不好，哪有实力去城里的好学校。”缪健康压低声音说，造房子的钱还是借来的。

　　缪健康以前是工厂的财务，有文化，在他看来，村里人基本没有投资孩子教育的观念：“城里的大人抓这样抓那样，在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去离村子近一点的学校读读书就算了。”

　　因为妈妈的缘故，缪梦的理想是长大当医生，可缪健康并不知道外孙女的心思。“我管她的作业，现在也不大管得牢……”缪健康无奈地说。

　　在章碧媛班里的27名学生中，不少孩子和缪梦一样，承受着“梦想与现实的落差”。

　　那些变与不变，给了乡村教育“拔地而起”的勇气

　　然而，这种“落差”正在一天天缩小。

　　直观的是，学校的校舍进行了改造，操场新建了塑胶跑道，食堂升级为“阳光厨房”，安防监控系统覆盖了校内各个区域……在我们看来，大同中心小学尽管地处偏远，教学硬件却是和城区学校“无缝接轨”的。

　　隐性的是，家长们的家庭教育观也渐渐发生了转变。前些年，章碧媛去家访时，但凡提出孩子在校的问题，家长通常会用一句话堵她的嘴——“老师，你就打好了，不要紧的，我们没精力管他。”可最近几年，家长的态度变了。“尽管不少家长的文化程度不高，对教育的理解也不透彻，但他们开始紧张孩子的学习情况，常会问我孩子学得怎样。”章碧媛说，彼时彼刻，她感觉自己“强烈地被需要”。

　　“说实话，谁不想去城里更好的学校呢？家长想送孩子去，老师自己也想去啊……”章碧媛说，在乡村教育一线坚持，她绝非独行，“和我一样的老师有很多，有的教龄比我长，有的住得比我远。没有老师会因为路远、收入不高就敷衍了事，我们都会为孩子考虑，这是不会变的。”

　　心态摆平了，剩下的就是对教育的执着。章碧媛爱看书，总会把一些教育心得分享给家长，一来二去，家长群里开始出现积极的讨论。对于留守的孩子，她更像一个临时妈妈，组织大伙儿包饺子、做冰糖葫芦，陪孩子们度过课余时光。期末考试结束后，她还会自掏腰包买来绘本，给孩子人手一本，作为假期礼物，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

　　10年间，章碧媛也收获了感动。去年，章碧媛休产假，班里好几个孩子给她写了信，男生刘路就是其中之一。“我给章老师送了一张贺卡，告诉她我们想她，我们以后都指望着她。”刘路说。

　　“指望她什么？”

　　“指望她教我们学习……”孩子的话天真朴实。

　　章碧媛在一旁噗嗤笑出了声：“我在这里感觉幸福，因为能安安心心教书，和孩子们好好相处，我的学识没有浪费，我的良心好受，我教的孩子都是开心的。”

　　课间，章碧媛坐在办公桌前，写着《花的勇气》一课的教学笔记。“它们为什么不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冒出来，偏偏在冷风冷雨中拔地而起呢？小小的花儿居然有如此的气魄！我的心头怦然一震，这一震，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意味是什么，是——勇气！”冯骥才先生的散文，恰是章碧媛这10年所见、所闻、所经历的意象。

　　（文中未成年人及家长均系化名）

　　（杭州日报记者 钟玮 李维和 文 刘斌兵 廉笑尘 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