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在那时受尽了白眼和不解，但看到生命之花傲然绽放，什么委屈都是过眼云烟，她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他参与了近千台器官移植手术，感怀生命的逝去，更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他是一名外科医生；

　　他利用一切周末休息时间，宣传器官捐献，从一个人到一群人，感知社会进步点滴，他是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他面临过绝望，与死神正面交锋，最后因为生命礼物的馈赠，而心怀感恩，立志奉献，他是一名器官移植受者……

　　那生与死，在他们的倾诉中，那世间冷暖，最后都汇聚成了人世间最温暖的情。

　　今年是我国开始人体器官捐献的第十个年头。日前，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十周年宣传活动在杭召开。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51万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他们捐献的器官挽救了9万余人的生命。

　　在浙江，十年间，浙江器官捐献从“谈捐色变”，到成为一种社会新风尚；十年间，浙江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从2010年的265人，发展到现在年登记超过3万人；十年间，浙江器官捐献从2010年的年捐献2例，发展到从2017年起的每年捐献超过200例。

　　这些数字迭变的背后，折射出人们对于器官捐献认知的转变。在宣传活动现场，我们从这四位与器官捐献息息相关的见证者、亲历者的口述中，见证着生命的一场场接力，传递着人性的光辉。

　　王伟林

　　全国知名移植专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我是王伟林，我从1993年开始从事器官移植工作，已经快三十年了，参与了逾千台肝脏移植手术。作为生命接力的参与者与见证者，我见过许许多多焦急等待器官的病人，其中有的幸运地等到了器官。

　　曾经有位等待肝移植的患者，由于一直等不到合适的肝源，在一次次的失望下准备放弃，家里都设好了灵堂，准备办后事。就在最后关头，幸运地匹配到了合适的肝源，当我们告知患者和他的家人这个好消息的时候，他们全家人对于终获重生的那份喜悦和激动之情，我们记忆犹新。手术很顺利，患者术后恢复很好，前段时间他还参加了器官移植患者运动会，并获得了冠军。

　　但是，也有些患者因为等不到合适的器官，遗憾地离开了。让我最难忘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重度肝病患者，需要立刻进行肝脏移植手术，遗憾的是没有适合的肝源，医护人员竭尽全力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他走了，意味着家里的顶梁柱也倒了，家也垮了。

　　每当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心如刀绞。这些患者期盼康复，渴望重生，但因为没有器官来源，只能面对着一次又一次的绝望。或许，常人永远难以理解，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慢慢走向死亡是一个多么痛苦的过程。但作为一名移植医生，我是真想帮助他们啊！

　　我感怀生命的逝去，但我也见证生命的奇迹！ 2019年4月30日，我院器官移植团队在不到15小时内成功完成了“一心二肺三肝六肾”共十二个大器官的移植创举，使十二个生命获得新生，这是我们身为器官移植医生最幸福的时刻。

　　我希望，我的技术可以造福更多的患者；我希望，一次次的等待能够换来生命的驻足；我希望，每个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都能够迎来他们的“生命奇迹”。

　　曹燕芳

　　全国器官捐献优秀协调员 浙江省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科长

　　我是曹燕芳，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2010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器官捐献，也包括曾经的我。

　　记得有一次，大年初二，我接到了医院潜在捐献者的信息，从老家赶回，当我向患者的姐姐提出捐献的时候，她姐姐看了我一眼，语气带着讽刺地说：“我还以为你是来干什么的？”面对一次次的拒绝，我的领导鼓励我说：如果动员100个患者家庭，有1个家庭同意就已经很好了。

　　协调员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也不分工作日、节假日。我们走进重症监护室、殡仪馆，面对的都是失去亲人的家属。可就是这样一份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坚持了10年。

　　曾有位年轻的车祸患者，已经脑死亡，从动员捐献到家属同意经过了整整13天。同意捐献的那天，他的父亲对我说：“小曹，我一开始听到器官捐献真的很反感，我们还要抢救的呀！”他的妻子说：“我们都已经这么可怜了，为什么还要我们捐献？”但她平静了一下后说：“可是我们把器官捐献出去，就可以救救别的家庭。”

　　在捐献的过程中，我陪着家属跑交管部门、咨询保险。在殡仪馆，他的父亲拉着我的手说：“小曹，谢谢你，我虽然没有说，但我知道你帮了我们很多。”

　　就是这一声来自捐献者家属的“谢谢”，所有的辛苦、委屈都被治愈了，成了我们坚持这份工作的最大动力。

　　沈廷冲

　　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生命之舟”志愿服务队副队长

　　我是沈廷冲，一名人体器官捐献登记志愿者。

　　10年前，我在媒体上看到浙江省首例人体器官捐献者冯周发捐献器官，让3位患者重获新生的消息，让我深深震撼。我在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的家人作出如此伟大的决定。

　　2010年10月份，我走进了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当时心里其实是非常紧张的，我记得当时我在登记表上签字手都是颤抖的。

　　因为在杭州都是租房子，我每一次搬家换地方住，换手机号，都会第一时间告诉省红十字会，就担心哪一天我发生了意外，他们联系不到我。

　　转眼到了2015年我自己在上城区成立了晴雨公益服务中心。正式把公益融入了我的生活。从那以后，无论风雨，我们都会利用周末的时间，常态化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从我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团队一个人登记，再到600多人加入登记。

　　宣传人体器官捐献压力非常大，4年的传播，我们无数次被拒绝，甚至被人骂。有过心疼自己，也会在没有人的时候委屈流眼泪，也想过放弃。但是每次看到病床上那些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我们这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87岁的奶奶找到我们，她哽咽着说：“我的一生都在和病魔抗争，我希望把自己的遗体捐给医学院，能让更多的人远离病痛。”虽然传播人体器官捐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相信每一次看见都是一粒种子，总有一天会开出生命之花。

　　汪海涛

　　器官移植受者 “生命之舟”志愿服务队骨干队员

　　我是汪海涛,一个新生者。

　　我曾被医生诊断为急性肝衰竭，唯一的希望就是肝移植。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完蛋了！”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还有同甘共苦的妻子，怎么办？医生让我等待，但肝源哪能说有就有！

　　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那是一种绝望的窒息，我不知道死神会在什么时候到来？那种感受，没人能够体会。绝望中，我又心存奢望。终于，医院传来好消息，有合适的肝源，准备手术。

　　我不知道捐献给我肝脏的人是谁，但是TA，让我成了这世间最幸运的人,我想要将这幸运继续传递。

　　于是我也登记成为一名人体器官志愿捐献者，加入“生命之舟”志愿服务队。2019年的暑假，我来到了“最美空调工”——宁波器官捐献者潘祖礼的家。

　　这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他的妻子带着读小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孩子生活，唯一的财富也许就是那满墙的奖状，承载着孩子的努力和对未来的渴望。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决定资助这个名叫灵儿的小女孩。今年10月，我给爱看书的灵儿寄书，灵儿的妈妈却跟我说：“小汪，灵儿喜欢看书可以借，有的小孩连借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让她知道生活有多不容易，让她懂得知足和感恩。”与其说是我在资助他们，不如说，是我一直在他们的身上汲取能量。

　　在今年的99公益日上，我发起了家庭困难的肝脏移植的孩子的助学项目。因为同样作为移植人，我知道他们未来会面临的一个个难题和困扰。我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能把捐献者的大爱继续传递。

　　（杭州日报 记者 柯静 通讯员 李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