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日前，基层管理者、业界、学界专家等齐聚西子“我们论坛”，围绕“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有哪些核心要义”“数字化背景下基层治理如何转型？”“街道体制改革如何突破模式创新？”等方面，探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为加快完善基层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全面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群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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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栖镇：三个“1+1”举措 陈国强
“四个平台”建设是新形势下，推进社会治理能力和提升服务群众水平工作的新任务、新挑战，也是破解基层难题，夯实基层基础的新平台、新举措。因此，我们在建设推进中积极探索、大胆创新，通过在力量组织、联动运作、管理考核等方面实施集约化、信息化、制度化的三个“1+1”操作模式，全面实现“四个平台”从前端组织到末端管理的整体运作。
一、“部门+平台”，突破管理体制壁垒。首先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任常务副组长，综治、城建、经发等各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相关科办及驻塘站负责人为成员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科学制定实施方案。第二，合理设置平台。根据四个平台的工作职责，结合我镇科办、站所实际，设立塘栖综合信息指挥室和“综治工作平台、综合执法平台、市场监管平台、便民服务平台”。
二、“线上+线下”，打造全覆盖管理网络。首先是信息覆盖，实现线上管控。完善社会治理硬件设施，投入60余万元，建成镇一级视频会议系统，实现镇机关与27个村社、相关职能站所的连线通话，为突发事件处置临时会商、自然灾害应急指挥提供了有效途径；拓宽基层信息收集渠道，依托省平安建设信息系统、余杭区网格智慧信息管理系统等平台，及时收集办理群众反映问题，实现问题的统一受理、对口办理、归口处理。第二是网格覆盖，实现线下治理。在社会治理大联动网格化管理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四个平台”功能定位和运作机制，将原有的139个网格根据各区块重点工作、管理主题、管理难度等因素调整为133个网格，相应调整重组网格支部。定期组织全科网格员培训。
三、“例会+考核”压实主体责任。一是例会研判，落实过程管理。建立领导小组工作例会制度，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分析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提出下个月工作计划。建立各平台例会制度，每周召开一次工作例会，协调处理平台工作中疑难杂症，突出具体处理意见。二是建立负面清单，强化考核问责。对平台工作责任主体实施分类考核、清单考核。
两点建议：1.建议上级部门在已下放职权的基础上，根据基层治理中反映强烈的、反复上报处理的问题，进一步下放执法权限。2.建议区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下放便民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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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波街道：“四个平台一体化”
基层治理体系的清波实践 周忠诚
清波街道辖区特点有四多：重点单位多、重点区域多、老旧小区多、老年人居多。根据街区实际情况，清波街道积极探索、整合资源，与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创新试点工作同步推进，探索构建“四个平台一体化”基层治理体系的清波实践。
一、“一个中心”实现综合治理。建立实体化运作的综合指挥室，将综治工作、市场监督、综合执法、便民服务等工作纳入统一平台集中管理；建设综合性技术网络，依托“四个平台”建设，打造“人技合一”复合型网络体系；创新共享企业有益资源，街道与安保护卫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采用“政府主推、企业主导”方式进行新型化社会治理；整合资源，为“四个平台”有序运行提供保障。
二、“两项推进”加强市场监管。纵深推进市场监管向末梢延伸。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监等市场监管条线力量，同时整合街道食安办等属地力量，形成以市场监管所为主体的街道市场监管工作体系，全面深化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向一线日常执法巡查和现场监管方面延伸。全面推进便民服务一战到底。便民服务平台以5个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为主体，提供党建、民政、计生、文化教育等多领域咨询、服务，还整合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力量，进一步拓展平台的服务功能。
三、“二个统一”保障综合执法。统一协调指挥，以“重心下移、属地为主”为原则，形成人员和工作内容有机统一，在保障综合执法过程中，力量协调和任务安排由街道统一调配指挥，确保人员配备到位、工作落实到位。统一考核监督，“四个平台”工作专项考核实行“月度考核、季度推优、年底总评”，作为检验基层干部服务成效的有效手段。
四、“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公共资源、市场资源——四方助力”提升便民服务。便民服务工作以街道综合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为基础，实现“一门式受理，一站式服务”，民生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的引入与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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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基层治理体系
便民服务平台建设的若干思考 张小艳
杭州市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是数字化背景下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架构，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乡村建设和管理服务的方方面面。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是杭州市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点落实项目，体现了“放管服”的改革要求，是“放管服”改革在基层落地的有效载体。那么大数据背景下，基层便民服务平台如何结合街道体制改革，做好服务平台的重新规划和定位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课题。
大数据，即具有海量、高增长率和多元化等特质的信息资产。尤其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对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工具手段。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四个平台”建设过程中，杭州市对社会治理智慧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便民服务平台建设中，我们更要坚持问题导向，紧扣“用户第一”，依托创新、开放、包容的“互联网+”思维，创新政务服务方式，按照四端服务（实体大厅端、PC端、自助端、移动端）建设“智慧服务大厅”。并切实遵照“最多跑一次”“一窗受理”的要求，全面深化基层乡镇（街道）、村（社区）网上服务平台建设，逐步形成网上服务与实体大厅联动、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新型政务服务模式，推进了“最多跑一次”在基层的落地。
同时我们也建议，在街道体制改革中进一步完善街道职能定位，突出主业，把工作重心切实转移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上来，转移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等工作上来。未来街道将承接大量的便民服务职能，便民服务体系将进一步重心下延。我们建议进一步理顺街道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推动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工作中的关系，建议建立街道服务中心实体，规范街道“中心”管理模式和运作方式，建立自上而下的标准化管理体系，逐步推进基层便民服务体系建设的日臻完善，使杭州市基层治理能力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专家建议
黄红华：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体系改革
第一，行政体制改革需要在县乡分权基础上，赋予乡镇（街道）更多的自主权，赋予城乡社区更多自治权。县（市、区）乡（镇、街道）关系调整是否卓有成效的一类判断标准是乡（镇、街道）能否变被动行政为主动，能否从回应自上而下的压力为主到回应市场和社会需求为主，能否有效减少行政层级、整合部门力量，能否增强管理能力、提升管理效果。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四个平台建设”在整合力量、增强能力方面会有显著效果，而在减少行政层级、增强乡镇（街道）主动性方面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第二，信息管理改革需要在征集和解决民众个性化诉求的基础上，增强对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实时诉求的处理和反馈能力。信息系统建设是否卓有成效的一类判断标准是其中运行的数据是否与民众的真实诉求相关，是否具有时效性，是否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信息管理系统的后续改革，需要逐步改变由网格员自下而上地发现和搜集信息的数据形成方式，引导和激励民众参与到民意反馈和诉求表达中来，形成实时信息数据。这就需要各级地方政府不断提升解决民众个性化诉求的能力，不断提升与相关数据生成和处理主体（包括各种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紧密协作。
第三，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需要进行分类管理。各乡镇（街道）在辖区大小、交通便利程度、人口数量、人口集聚程度、社会事务繁杂程度、财政能力、管理服务人员数量和能力等方面都有显著差异，所需管理和服务的体制机制设计也不尽相同。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性，因地制宜地设计管理和服务的体制机制。
总而言之，杭州市的“四个平台”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现“善治”意义上的基层治理方面，又迈进了一步。
王诗宗：“四个平台”建设启发中国特色“多中心”治理的可能性
“四个平台”设立之初便有社会治理层面的考量。去年十月份，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在南昌召开，当时习总书记有一条重要批示，核心要义是“创新社会治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十九大报告中，习总书记强调了多方面的协商民主，包括政府人大政协、社区和基层协商等。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迅速变化，许多矛盾都需要在基层解决。毋庸置疑，通过下移治理资源的重心，将部门的力量集中到“块”上，我们能够更有效地解决基层矛盾。
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具有传统媒体不可比拟的力量，这一方面给政府治理带来了巨大的便捷，政府能够从大数据和个人信息中把握蛛丝马迹，整合信息资源，做到精细化治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由精英和媒体主导的信息传导链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时下“四个平台”建设和“一张网”，网络是否能够构成未来多中心治理磋商的新平台、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环境，我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多中心”治理实际上更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公共治理，针对的主要是公共服务。国外有种提法叫“协商式政府（Deliberative Government）”，因为公共服务是动员社会的最好方式，未来如果我们要构建一种多中心的社会主义协商治理方式，可能还得更多地从公共服务着手。习总书记说要寻找“最大公约数”，这个“最大公约数”不会是抱怨政府不好的老百姓，也不会是忽略民意、单独行动的政府。从大方向说，“最大公约数”基本在于人民福祉、在于民生和社会公平公正。从这个意义说，“一张网”整合下的“四个平台”建设总方向，应该在“如何更好地连接公共服务”上花大心思。
傅荣校：可能触及的基层治理与数字治理的难点、痛点
四个平台运行与应用向纵深发展，会触及我国包括杭州在内的基层治理与数字治理的难点、痛点：
第一，行政效率与行政效能的平衡。信息技术运用与政府改革的基本行政逻辑，在于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全事务、全方位、全环节、全过程式的公众参与，与基层政治民主的深化，提升了效能但必然会影响到效率的提高。要实现这一平衡，“公共机构需要和公民、利益相关者及政府官员一起建立均衡的绩效标准来满足不同人群的偏好”。
第二，更深层次的整合。除了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作用、信息化平台作用之外，就是进行更深入的结构性调整与改革。即整合资源，建设平台，整体进驻，转变职能，达成条块结合无缝隙、内部运行高度协调。因而，从这个意义说，乡镇（街道）为代表基层治理结构优化，比顶层改革，更为迫切。
第三，打破二元格局。由于我国电子政务与部门信息化工程，基本模式是政府主导，从这一电子政务工程基础上形成的“四个平台”，运用于社会治理，与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团体、第三方评估机构、其他组织与公民，天然关联较弱，因而，在基层社会治理上，多元参与格局的真正形成尚需时日。
第四，标准化规范化。标准化与规范化是事物或者管理创新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标志。因而，需要把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与需求导向相结合，适应基层治理特点，围绕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行政行为（包括综合治理、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和服务事项（便民服务类型与事项），探索建立全省乃至全国统一的四个平台或者4+N平台建设标准体系，让群众与其他主体看得到、听得懂、易获取、好参与、能监督、可评价。
民生嘉宾
张小艳 市审管办审批管理处副处长
周忠诚 上城区清波街道党工委书记
陈国强 余杭区塘栖镇党委副书记
专家学者
傅荣校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电子政务研究所所长、教授
王诗宗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黄红华 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杭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