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60余年，建德市档案馆寻回珍贵“初心记忆” 

　　“时隔60多年，终于等回了我的‘初心’。在有生之年里，亲眼见到了来自中央的批示。”几天前，78岁的邓家村村民邓国太，等来了好消息——建德市档案馆馆长曹剑波从中央档案馆，成功调取了三份毛主席对建德批示的高清彩色复制件。

　　这三份批示来自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全国农村正进入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千鹤）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合作化模范邓家乡》以及《浙江省建德县长宁乡整顿互助组、推动当前生产的情况》等3篇讲述建德实践的文章，被选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入选该书的案例，浙江总共8篇，建德就占了3篇，且都得到了毛主席的亲笔批示和修改。

　　“尽管历史久远，但这三份批示件，是那个年代建德上下一心大力推进农业发展、走在前列的重要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更是如今我们建德人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初心与动力。”曹剑波说。

　　取回三次批示，是使命所在

　　昨天，在建德市档案馆内，曹剑波向记者展示了他刚刚从北京取回的高清彩色复制件。

　　“这三份批示里，对‘千鹤妇女’的批示，我们这里的老人大都是有所耳闻的。”曹剑波小心翼翼地拿出批示打印件，“你看，在‘千鹤妇女’这一篇文章上，就分别有铅笔、毛笔、红笔三种修改痕迹，也就是说毛主席对这篇文章前后改了三次，他还写了编者按。从字里行间，你能看出毛主席对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非常重视。”

　　500余字的批示里，清晰地点明了当时很多人认为合作化生产后劳动力过剩。但事实上，只是没有进一步扩大生产。只要扩大生产、实施多种经营，劳动力不仅不会过剩，还会缺乏。他还重点提出了必须要“男女同工同酬”。

　　如今，乡村振兴天地广阔，同样是希望有更多人才回归，齐心协力共谋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曹剑波说：“所以我们一定要取回批示，完善建德红色档案资源，以历史激励今朝，这是我们档案工作者的使命所在。”

　　据悉，上世纪90年代初，建德市曾辗转获得毛主席对千鹤批示件的复印件，但由于时间久远，加上复印件保存较难，字迹早已有些模糊不清。在这期间，也曾多次想要重新调取批示，但始终未能如愿。

　　今年6月底，因为提升千鹤妇女纪念馆的需要，曹剑波代表建德市档案馆再次向上级申请。“这次，我们的申请受到了杭州市档案局、档案馆领导的重视，为我们打通了前去中央档案馆查阅的道路。”

　　据了解，取回的高清彩色复制件已收入建德市档案馆妥善保管。为配合各地打造初心教育基地，建德市档案馆还制作了仿真件，提供有关单位对外展陈。

　　有生之年，寻回初心记忆

　　事实上，曹剑波这次去北京的收获超过了预期。“我们不仅成功取回了‘千鹤’的批示，还找到了毛主席对‘邓家乡’和以前鲜为人知的长宁乡的批示。”曹剑波告诉记者，“参与当时劳动的，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算到今年也起码80多岁了，有的已经过世。”

　　不过，所幸在更楼街道办邵卫明等相关工作人员的多方帮助下，记者找到了一位参与邓家乡合作社的亲历者——邓国太。

　　1954年，邓国太还是个十三四岁大的孩子。如今年近耄耋，当年的劳动场景却历历在目。邓国太回忆说，“实行合作化的邓家乡真是劳动井井有条，百姓积极向上。‘我们光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前途光明’的口号，我到现在都不会忘。”据资料记载，由光明社发起，开展冬季生产竞赛运动，使全乡造林面积同上年比增加50%，冬种面积比上年扩大70%。

　　邓家乡的成功经验得以在全国推广，还离不开黄祖洲的功劳。“黄祖洲是当时的寿昌县组织部派驻在邓家乡工作组组长，有一天，他在树底下写完了文章，喝着茶，抽着烟，心情很好，还招呼着我们过去看，这一篇文章就是《邓家乡怎样运用中心社带动互助组和个体农民开展生产运动的报告》。”

　　1955年3月，该文刊登在《浙江农村工作通讯》上。意想不到的是，隔年1月，又被收入进《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毛主席阅后，亲自将文章题目改为“合作化模范邓家乡”。

　　珍藏红色档案，打造红色旅游教育基地

　　像邓国太老人这样的亲历者，已经越来越少，保存一手资料，打造初心教育阵地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来，建德市正加强革命文物和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以成立工作小组，重新对全市革命文物和红色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建立资源库。

　　事实上，千鹤村早已搭建起了红色旅游教育基地。

　　驾车驶进千鹤路，两旁以“她”为标志，以“妇女能顶半边天”为宣传语，以浓缩千鹤妇女发展历程的纪念馆，立马将游客带入千鹤妇女精神的阵地。

　　未来，千鹤村将定位“立足浙江，面向全国”，致力于打造一个集“半边天”文化体验、会议培训、乡村旅游、休闲疗养于一体的红色旅游发展平台和红色教育基地。

　　与千鹤发展定位不同的杨村桥镇长宁村，也是批示地点之一。当年“浙江省建德市长宁乡整顿互助组、推动当前生产的情况”，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而如今，长宁村鼓励村民通过土地流转，承包闲置土地，发展家庭农场也收到了明显成效。

　　陆秋生的外祖父曾是互助组的组员之一。从小耳闻互助组故事的陆秋生，2014年回到了村里，开起了家庭农场。“第一年我承包了10多亩地，种植火龙果，收益大概是5万多元。尝到了甜头，我就开始扩大承包土地，前年发展到了70亩左右，种火龙果、蓝莓、覆盆子，每年利润大概有40万元左右。”

　　陆秋生笑着说，“年纪大了还是得落叶归根，跟着老一辈人的经验，把村里多余的土地、劳动力资源都发挥起来，总是有光明前景的。”

　　（杭州日报见习记者 应陶 通讯员 杨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