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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页 > 道德建设
构建城乡垃圾分类与处置的“杭州模式”
杭州文明网     2018-03-12 09:59:03
 稿源: 杭州文明网
 编辑: 陈俊男

图片来源:杭州日报

图片来源:杭州日报

  “垃圾围城”,是这几年困扰城市的难题之一。近年来,杭州紧扣“分类减量”主题,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利用和分类处置,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解决垃圾分类做出了诸多努力。

  日前,由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办公室、市委党刊《杭州》杂志社共同推出的第57期西子“我们论坛”,邀请专家学者、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乡镇街道代表,聚焦垃圾分类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为构建城乡垃圾分类与处置的“杭州模式”献计献策。

  实践样本

  1

  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切实落实垃圾“三化四分” 致力打造最美永续“城市出口”

  为打造“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提升杭州市生活垃圾治理水平,杭州市环境集团公司作为杭州生活垃圾运输、处置的主要企业,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实施分类运输,认真做好分类处置与环境教育工作,主要工作开展如下:

  一、“绿车绿桶、黄桶黄车”——打造垃圾分类运输的“杭州模式”

  1. 开展清洁直运工作。为有效解决杭州生活垃圾集疏运难题,我市自2009年9月25日起开展清洁直运工作。公司在国内首次明确了“清洁直运”的概念;形成了桶车直运、车车直运、直运替代、以车代机、厢车对接5种清洁直运作业模式;实施五定五公开(定点、定时、定次、定类、定向,公开垃圾桶数量、公开收集清运时间、公开日清运频次、公开投诉电话、公开责任人)服务监管模式。当前,杭州市的垃圾终端清运系统无论在车辆外观、车辆设备先进性、标准化分类清运均已经走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的前列。

  2. 分类运输的创新。当前国内各大城市在落实分类运输时都遇到了可能被市民认为是“混收混运”的难题,去年4月,公司联合杭州市城管委按照“按类收集、按色收运、专车专运”原则,在国内率先推出了以“绿车绿桶、黄桶黄车”为标志的杭州标准化分类清运体系,从而提高杭州垃圾分类运输的视觉识别度,方便市民对公司垃圾分类清运工作实施监督。近期,又全面升级垃圾车GPS及视频监控信息化管理系统,进一步提升管控能力。截至目前,市环境集团现有分类垃圾清运专线164条,其中厨余(厨房)垃圾清运专线65条,其他垃圾清运专线71条,餐厨垃圾清运专线28条。

  二、垃圾围城,文化解围——做好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垃圾围城,文化解围。一是外延扩张“跟着垃圾去旅游”环境教育旅游线。2011年4月推出了中国首条生活垃圾处理“集、疏、运、填、复、用、观”环境教育旅游线——跟着垃圾去旅游,让市民亲身感受我们日常生活垃圾从前端收集、清洁直运到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的整个流程,至今共接待社会各界人士逾20万人。二是做深内涵用“垃圾与文化”推动市民心灵减量。“垃圾围城”是个社会问题,引入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治理是破解该困局的唯一途径。为此,杭州市环境集团一直致力于营造社会共治氛围,推动社会共治模式。

  三、推动末端分类处置工作有效落地

  分类处置暨垃圾资源化工作是整个垃圾分类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为破解垃圾围城难题,推动末端分类处置工作有效落地,杭州市环境集团近年来在对国内外垃圾处理新技术进行大量调研及开展中试的基础上,实施厨余垃圾处理项目、实施餐厨垃圾处理一期项目及生活垃圾机械生物消融技术(EMBT)中试项目,一直在不断探索“新答案”与“新路径”。

  实践样本

  2

  湖滨街道:

  深化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与思考

  湖滨街道地处杭州市中心城区,根据“三化四分”的垃圾分类要求,开展这项工作已经7年多时间。2010年在全国首推垃圾分类“实名制”,获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同志批示。湖滨街道辖区面积1.6k㎡,“大湖滨商圈”年客流量达5000万人次,地铁龙翔桥站日吞吐量最高达22万人次,西湖音乐喷泉仅“双节”期间就接待游客176万余人次,是杭州人流最密集、经济最繁华的区域之一。街道日产生垃圾量平均130吨,其中生活垃圾100吨(商户66吨,小区32吨,街巷2吨),餐厨垃圾29吨(企业单位25吨,居民区4吨),大件垃圾1吨。在这样的区域条件下,街道紧扣区域特征,坚持“家庭起步、楼道巩固、商圈共促、智慧物联”的模式,探索了城市智慧化生活垃圾分类的湖滨模式。

  湖滨街道生活垃圾分类的主要做法:

  1、“实名制”确保追溯到户。巩固深化以“八个一”即“一户实名、一袋分类、一人兼管、一册登记、一日三投、一栏公示、一纸提示、一月评比”为主要内容的垃圾分类“实名制”传统。在“实名制”运作八年后,加强技术创新,依托云服务平台实现“一户一码”,通过扫码确定每一袋垃圾源头。

  2、“全链式”数据分析管理。运用“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建立了垃圾分类智慧管理平台。将智能垃圾袋发放机、智能垃圾分类箱、智能垃圾分类可回收箱等硬件设备和云服务平台、手机APP有机融合,根据分类对象建立“居民小区、餐饮等食品经营企业、公共机构”等板块,实时动态监控重点小区、重点路段垃圾分类投放情况,通过对全域垃圾分类投放、回收、集运的信息化监管与大数据分析预测,制定合理方案,调配人力物力。

  3、“积分制”强化分类习惯。组建垃圾分类专管员队伍,检查分类投放质量并将数据上传到智能管理平台,予以相应积分,定期进行统计评比。针对老小区“熟人社会”的特征,实行垃圾分类“楼道责任制”,评选垃圾分类楼道“红黑榜”,“红榜”楼道内全部家庭实施准物业费或卫生费打折,依靠舆论力量倒逼居民自觉分类。

  垃圾分类工作实践中,仍然存在短板:一是垃圾分类工作仍主要依靠道德约束,激励制约政策难落地,仅靠呼吁成效有限;二是城市主体复杂,之前重点在抓居民生活小区,而楼宇、市场、公共机构等仍有空白,宣传普及任重道远;三是对垃圾分类的管理信息碎片化,未形成完整的链条并实现数据的共享和研判。

  实践样本

  3

  建德市: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实行“积分超市”做法

  2014年5月,建德市着手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经过几年工作探索,形成有建德地方特色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模式,2017年2月,被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协调小组办公室授予浙江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优胜县市称号。截至目前,全市16个乡镇街道累计建成垃圾资源化处理站27座、村集中投放点1974个、可移动大垃圾桶16651只,户用分类垃圾桶160548只,垃圾分类处理智慧化管理平台1座、垃圾分类积分兑换超市78家,今年分出可回收垃圾497吨、可腐烂垃圾1768吨,生产出有机肥263吨。农村生活垃圾转变为“户分类投放、村分类收集、镇分类运输、市(镇、村)分类处理”的新型垃圾分类处理机制。

  以杨村桥镇为例。该村实行“积分超市”做法:农户按积分奖励分类投放、村督导员分类指导收集、镇外包分类清运处理、全过程奖惩考核相结合。

  一是党员干部联动,注意工作实效。选拔认真负责的党员作为垃圾分类督导员,每村督导员名单上墙。早上6-8点(按季节调整),垃圾分类督导员按时到岗到位,对前来投放垃圾的村民做现场讲解并现场打分;村设立积分兑换超市,每月兑换一次,农户可根据积分多少在兑换超市选择自家所需积分等价物品。

  二是做好分类投放,坚持分类清运。垃圾运输机制按不同处理方式制定,不可回收垃圾的运输处理,其他垃圾进中转站统一运往填埋场处理;厨余垃圾由镇按区域统一配备人员和车辆,以桶换桶清运方式单独运输送至垃圾资源化处理站处理,可回收垃圾立足保洁员联系废品收购点自行处理,作为保洁员的福利,有毒有害垃圾由镇统一回收。

  三是加大和强化奖励机制,培养群众自觉。采用积分兑换制度,计划短期内转变居民垃圾投放思想观念。物品的资金主要以镇补助为主,全年补助给各村达到76万余元。同时,为鼓励先进,奖励各村每月分类积分前6名的农户。每月明查暗访,每季度进行一次大的检查评比,实行百分制考核。对于落后村则责令进行整改,并实行村主要领导约谈制,年底适当扣除环境卫生补助资金。

  专家观点

  充实物业管理职能,创新垃圾不落地办法

  方建移

  定点定时投放是国际上推行垃圾分类时一个比较通行的做法。提倡垃圾不落地,倡导公民将垃圾携带到家进行分类处理而不是随时随处丢抛,既可减少垃圾清理和处理的成本,也有利于摒弃居民因附近没有垃圾桶而随意乱扔垃圾的“心安理得”。据了解,上海街头共有82000多个废物箱,平均每80米就有一个;上海全市共有4万名环卫工人,每天作业16小时保洁,城市道路日保洁频次最高达10次以上,平均频次是香港的3倍以上。就是在如此高密度设置废物箱、高频次清扫情况下,马路上每天散落的垃圾仍然达到1800吨,占全市生活垃圾的10%。

  台湾“垃圾不落地”政策的成果受到一些国际组织的肯定,并成为不少国家、城市的学习榜样,中国大陆部分城市就先后做过“垃圾不落地”的试点,但似乎都无疾而终。

  与台湾相比,我们的住宅小区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高层公寓较为普遍,人口较为密集;二是双职工家庭较多,下班时间相对较晚;三是环境意识相对滞后,分类习惯尚未形成;四是住宅小区普遍实行公司经营式的物业管理,具有一支稳定的、专业的物业管理队伍;五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可直达小区。

  我们认为,推行定点定时投放、提倡垃圾不落地意义重大,而且垃圾分类与垃圾定时定点收集是相互促进的。

  充实物业管理职能,创新垃圾不落地办法,有助于将垃圾定点定时投放落到实处。具体来说,可根据每个小区的规模设置若干生活垃圾回收点,在每天设置一个或两个时段固定的生活垃圾集中回收时间(每个时段为一小时左右),由物业公司人员检查垃圾分类情况并监督居民将垃圾投放到相应的垃圾桶中,同时撤销小区其他垃圾桶。当然,对于物业公司新赋予的职能和职权,需要通过立法的形式予以确立。也就是说,可通过立法赋予物业公司部分执法权,或将具有执法权的城管人员派驻小区,以处理居民的违规行为(如拒收未分类垃圾、对相关行为进行处罚等)。这样,既可避免现阶段部分试点城市出现的问题,也可增强垃圾定点定时投放的可操作性,从而为实施更进一步的垃圾分类和治理打下坚实的基础。

  基于心理学视角的垃圾分类行为促进建议

  王笃明

  垃圾分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既包括前端的分类收集,又包括后期的分类处理,既离不开宏观的政策法规约束,又离不开微观的心理行为促进,此处仅从微观心理层面就如何促进居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及行为提几点建议。

  垃圾分类行为的产生,通俗来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愿不愿分;2.会不会分;3.方不方便分。针对这三个阶段,可从以下几点来促进公众的垃圾分类行为。

  1.强化宣传教育以提高公众分类意向与知识

  宣传力度的强化。增强地铁、公交等各类公共场所环保意识、垃圾分类等相关内容科普、宣传的比重。这类宣传力度的强化,既可以提升民众环保意识,有利于垃圾分类工作,又可以提升公众科技素养水平。

  宣传方式的改进。第一、突出直观感性宣传、危机意识宣传,继之以分类知识宣传教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以直观感性材料来适度宣传某类行为的危害,较之理性的宣传以及益处的宣传,其效果更好。在垃圾分类的宣传中,可以考虑采用直观感性材料宣传一些垃圾不分类的严峻后果,比如王久良的作品《垃圾围城》《塑料王国》等都是很好的材料;然后继之以如何进行垃圾分类的相关细化操作性知识的介绍。这样一方面可以诱发公众的环保危机意识,解决“愿不愿分”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公众垃圾分类知识,解决“会不会分”的问题。

  第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用隐性宣传措施。广告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内隐的阈下宣传有助于消解受众潜在的抗拒心理,使其于潜移默化中接受传递的信息,这也就是植入式广告如此盛行的原因。因而,如有可能,在影视作品或游戏中间或插入垃圾分类相关的场景或信息,也许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公众误解的澄清。我们前期的调研发现,相当大的一部分公众在解释其为何没有进行分类时,普遍提及的一个理由是认为自己即使分类了也没有用,因为看到(或听说)环卫工人或垃圾处理部门根本就没有将垃圾分类处理,垃圾清运车来了都是一起装走。这就严重影响了其分类的意向。因此,环卫部门很有必要通过宣传或公开后续处理流程来澄清公众的这一误解。

  2. 完善分类设施以保障公众分类行为的执行

  确保分类设施完备。不仅仅是确保分类设施配备完善,更要通过对一线环卫工人的教育等措施来确保分类实施功能得以充分发挥。

  增设自动回收设备。自动回收设备的可用性水平要高,其设计要基于使用者的心理需求,确保居民接受并容易使用。

  增加分类设施的情感化、人性化设计。通过垃圾分类相关设施情感化、个性化的设计来激发、引导公众的垃圾分类行为。

  3.鼓励公众参与

  心理影响行为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其实根据认识失调理论及具身认知理论,行为也会影响心理,个体对于活动的参与会影响其态度与相应的行为。因而目前的垃圾分类协管员等公众参与制度可以进一步弹性化,鼓励居民轮流参与,尽可能扩大参与者的广度,这将会对参与者本身的垃圾分类态度与行为产生积极影响。

  建立“以户为单位”的可追溯机制

  吴伟强

  垃圾分类成功与否,取决于市民的参与度。虽然杭州市民对垃圾分类高度认同,但实际参与度很低,“垃圾扔出去后,其他事情我不关心”仍是市民的主流意识。我们认为没有行动的意识,其实不是真正的意识。如何将认同度转化为参与度,这是提高杭州垃圾分类实际效果的根本立足点。

  1.建立“以户为单位”的可追溯机制。杭州农村在垃圾分类起步迟,基础设施和条件远远比不上市区的情况下,垃圾分类和处置的绩效却远远高于市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独立居住的条件,可以实际检验每家每户的垃圾分类实际绩效。因此,要提高杭州市区的垃圾分类的绩效,再也不能将工作停留在“以小区为单位”的面上,而应该“以户为单位”,逐户建立可追溯机制。

  2.创建“入户分类指导”制度。据我们对采集到的数据用大数据方法分析,影响市民垃圾分类满意度最重要的因素中排在前两位的是“垃圾分类宣传”和“垃圾分类指导”,这其中,分类指导是重中之重。良好的分类指导,既可以培养市民的习惯,又能够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杭州市区应该向农村学习,建立“党组织-街道-社区-楼道长-志愿者联动合作”的“入户分类指导制度”。

  3.实施垃圾收费,激励和约束并行。通过积分制等方法让居民在垃圾分类中有一定的获利性,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积极性,但必须看到,两者之间的成本和收益并不对称。纵观世界上垃圾分类卓有成效的国家、地区和城市,通行的做法是实施“废弃物按量收费”,收费后,垃圾产生量明显下降。因此,杭州应积极引入“谁产生,谁付费”的约束机制,并将其落实到家庭。

  4.坚持全程控制,防止形式主义。市民意识和习惯培养,除了软约束,更需要硬约束。我们主张,从前期的分类指导、教育培训,到分类监测、监管,再到后续的激励和约束实现全过程控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社区专管人员必须配备到位,也可以适当培育和发展社区自治组织实现自我管理。大量的调查发现,在小区垃圾分类率低下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垃圾分类的考核指标,有社区的社工和垃圾专管员实施第二次分类,这样的弄虚作假的考核方式必须改变。

  5.信息透明。调查中明显发现,杭州市民对垃圾分类的全流程知晓率不高,以至于对焚烧和填埋的优劣程度的了解都很少,同时对政府信息不透明以及政府与市民沟通不足,意见较大。职能部门在以后的工作中,要尽可能保持信息的对称性。

  本期关键词

  民生专家

  方建移 浙江传媒学院教授、公共决策与舆情研究实践基地负责人

  王笃明 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副教授

  吴伟强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杭州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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